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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官场8大官人:县委书记篇
“郡县治,天下安”
一直是自秦代以来历朝历代的治国大纲和执政难点。即使到了2011年仍困扰着中国。
中国官场有8个说话最算数的人,分别是总书记/总理;省委书记/省长;市委书记/市长;县委书记/县长。毫无疑问是最掌握生杀予夺大权的8大官人。
虽然县委书记在中国官场的排序十分靠后,只相当于处级干部,但县委书记的权力既大又全,却远非处长甚至厅局长可比。在“以权分人”的官本位环境中,作为一方诸侯的县委书记的权力满足感恐怕不低于一个总统。
在2010年4月人民论坛杂志调查的官场十大高风险岗位中:国土局长、交通厅长、县委书记、公安局长、组织部长、建委主任、安监局长、市委书记、国企老总、房管局长。其中“县委书记”雄居榜单“季军”宝座。
县委书记的权力有多大?恐怕很难说清楚。湘潭县委书记陈忠红曾在《人民日报》上这样描述:“县委书记居于县级政权的权力中心位置,能够统筹运用广泛而全面的权力,除了国防和外交,什么事都要管。”
一个除了国防和外交“什么事都要管”的县委书记,他的绝对权力和封建时代的“父母官”不相上下。封建时代的县令主要通过断案、征税等行使权力,而一个县委书记的权力范围远胜农业社会的县令。
当下,权力意味着财富不是什么秘密。由于监督乏力,用权力换财富还不需要承担很大的风险,甚至比那些企业家所赚的辛苦钱更安全。近些年来,一些县委书记因贪腐落马,舆论惊呼县委书记成了腐败的“高危人群”。
短短5年,河南共查处贪污受贿犯罪的县委书记数十名,这些人的犯罪主要在两方面:一是在干部选拔任用中收受贿赂,二是在建设工程、企业转制中谋私。
事实上,多数落马的县委书记并不是在任上,而是被调往其他岗位后,或是其他重大公共事件引发导致。例如封丘县原县委李书记,在担任封丘县县长和县委书记7年期间,有据可查的受贿就高达1575次,金额高达1340多万元人民币。但让李书记倒台的并不是受贿,而是他辖区内的黄河化工厂出现重大污染事件,导致工厂附近民众不断上访闹事,书记被上级问责,由此才被查出巨额受贿。如果不是这一意外,李书记可能是廉政模范,因为他在任上曾主动上缴廉政账户资金63万9800元人民币。
2010年11月受审的宕昌县原县委王书记上任三年多,受贿胆子越来越大,金额持续递增。从几百元到上万元,再到数十万元乃至上百万元;从逢年过节收“人情礼”,到不给钱不办事。王受审时说:“在宕昌,没有人能够监督我这个县委书记,纪检监察机关监督不了,本县检察机关监督不了,就是上级监督也存在不到位的情况。”
高度集权是中国政治架构和政治运行的基本特征,在人治的大背景下,县委书记自然是本县权力最大、受监督最少的一把手。县委书记成为腐败“高危人群”也就不足为怪了。
作为父母官的主要代表,基层干部腐败高发自然会引起广泛民怨,直接威胁到中共的执政根基。江泽民曾这样表达对基层政权的担心:“基础不牢,地动山摇”。近年来,中央实施县委书记大轮训,要求县委书记必须到中央党校轮训,一方面训导县委书记在政治上与中央保持一致,一方面也教育县委书记拒腐防变,保一方平安。
在经过在江苏睢宁县、河北省成安县、成都市武侯区三个县级行政区一年多的试点后,中纪委、中组部日前高调要求全国推广“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”,就是要规范县委、尤其是县委书记用权,改革的目标是力争从制度上克服县委书记“土皇帝”心态,消减民众对腐败的不满,解决“治县”难题。
河南省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董天明说,去年5月以来,河南选择了17个县试点,为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探索经验。通过制度创新和流程再造把权力放在了阳光下,有效减少了暗箱操作和滋生腐败。
商城县委书记李绍文说:“试点后将我从人情网中解脱出来了,感觉很轻松”,“一人当家变成了集体当家,重大决策、人事任命等都按照公开透明的程序运转,规范了权力运行,净化了执政环境,某种程度上也是对领导干部的一种保护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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